分類: 日本產業

KDDI旗下的外送平台「menu」近日宣布，將於 2026年9月30日 正式結束營業。作為背靠日本三大電信業者之一的大型集團，其退場再次印證了日本外送市場的殘酷。

回顧近年，曾打入日本市場的 Foodpanda、DiDi Food、樂天 Delivery、Wolt 等外送巨頭已相繼陣亡，走入歷史。目前市場上僅剩「兩大巨頭」──出前館與 Uber Eats，以及去年新進場的韓國Coupang 旗下的 Rocket Now 三方持續交戰。

一、 最新戰況：白熱化的補貼大戰
現階段，這三家業者正展開激烈的割喉補貼戰。在符合特定條件下，消費者甚至能免除所有額外費用，享有「外送價等於店內價」的優惠；若疊加折價券，價格有時甚至比親自到店內用還要便宜。然而，這樣高強度的補貼能燃燒多久，無疑是眾人關注的焦點。

日本也是極致的資本主義市場，虧損的生意難以長久。上述陣亡的平台多半背後有雄厚資本支持，卻依然無法長久存活，足見該市場的挑戰性。

二、 日本外送市場的四大困境剖析
為什麼外送平台在日本經營如此艱辛？綜合市場發展與結構性因素，主要面臨以下四大困境：

1. 疫情紅利消退與供需失衡
   2021年初新冠疫情爆發，開啟了日本外送平台的榮景，許多業者選在當時大力拓展市場。然而，市場擴大的速度遠不及競爭者增加的速度，「僧多粥少」之下，隨著疫情解封與外送需求消退，不堪虧損的企業不得不相繼退出。
2. 深厚的在地餐飲外送文化與競爭
   日本的餐飲外送文化雖然歷史悠久，但長期以「自家外送自家產品」為主。大型連鎖餐飲（如披薩店、麥當勞、壽司店、家庭餐廳、7-11等）通常建構自家專用外送系統。
   此外，專業外送平台的鼻祖「出前館」自 2000 年 10 月起算已有 26 年歷史。餐廳在選擇合作對象時擁有豐富選項，可避免單一平台壟斷。出前館已在日本上市，從低迷的股價與財報中，便能看出疫情過後的慘澹經營。2020年12月18日達到股價最高峰（4200日元）之後一路下跌至昨日（2026/8/24）股價只有157，僅剩3.73%

3.平台營運面臨極大的結構性壓力

騎手成本： 外送騎手多為個人營業主。為吸引騎手並防堵人才流失，平台需提供具競爭力的時薪（市場行情約 1500 至 3000 日元，高於東京都一般打工的 1000 多日元）。若以一天工作 8 小時、一個月 22 天計算，月薪約莫 246,000 至 528,000 日元，相當於白領上班族，但騎手必須自負油費、保險與罰單等成本。

店家抽成與行銷： 平台既不能向店家收取過高的手續費（約 30% 至 35%），又必須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宣傳以維持市佔率。一旦減少行銷預算便容易被對手超越，在兼顧各方條件的同時，還要確保自身獲利可說難如登天。

4. 宏觀經濟壓力與滲透率天花板
   隨著俄烏戰爭爆發，全球物價明顯上揚，但日本的薪資漲幅長期跑輸物價，外食費用也同步調漲。外送服務需疊加各種附加費用，若非有充足動機，潛在消費者很難輕易使用。
   從數據來看，日本外送市場規模在 2023 年達到高峰（8603 億日元），近年大致維持在 8000 億日元水準。依人口比例計算，1 年內使用過外送服務的日本消費者比例不到 20%，遠低於亞洲部分國家 30% 以上的表現。

結語
外送平台看似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便利服務，但在日本獨特的市場生態、高昂的人力與行銷成本夾擊下，這門生意不僅「難做」，更是一場資本與效率的無情淘汰賽。這波由三大玩家點燃的補貼戰，究竟會洗牌出全新的市場格局，還是重蹈前人覆轍？讓我們拭目以待。

2026/08/25 posted.

從小學習中國封建王朝更迭歷史的我，腦海中最常浮現的一句話便是「勝者為王，敗則為寇」。贏家才有資格問鼎九五之尊，歷朝歷代的野心家也多半爭先恐後地想成為人間帝王。然而，當我來到日本、自發性地接觸日本歷史後，卻不斷遇見顛覆我過往認知的衝擊，其中一條最具代表性、也困擾我多年的迷思，當屬「萬世一系的日本天皇」。

簡單解釋，「萬世一系」（日語原文：万世一系，ばんせいいっけい）指的是某個血統永恆不滅的延續。多數情況下，它用來形容皇族（王族）等世襲高級貴族的家族傳承，在日本則常指皇室號稱自建國以來從未斷絕的狀態（來自 Wikipedia）。

根據《日本書紀》記載，「神武天皇」即位的那年被視為王朝起點，即西元前 660 年 1 月 1 日，換算成現代曆法為 2 月 11 日。明治時代起，這天被稱為「紀元節」；日本戰敗後曾一度被取消，直到 1966 年才重新定為「建國紀念之日」。

不過，神武天皇經考證應屬於神話傳說，性質類似中國的「三皇五帝」。相對而言，有史可考、最早的天皇被公推為「崇神天皇」，其統治時代大約落在西元前 97 年至西元前 30 年之間。

儘管如此，日本人普遍認為他們的天皇自神武天皇起一脈相傳，直到現今第 126 代的「今上天皇」（即德仁天皇，「今上（きんじょう）」意指現任天皇）。日本皇室自建國以來從未斷絕，粗略計算大約傳承了 2,686 年，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大概率還會持續下去，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為什麼日本皇室從未被推翻？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釐清：「天皇的權力」是否等同於「中國皇帝」所擁有的絕對權力？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且不同時期的天皇，其權力大小也存在差異。以二戰後的天皇為例，由於戰敗的緣故，美國起初曾考慮廢除天皇制度，但經過多方勢力折衝後，改為要求天皇放棄「神性」、發布「人間宣言」以恢復人類身份。自此，天皇成為「日本國的象徵」與「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這句話也被寫入《日本國憲法》第一條。

用通俗的角度來看，戰後的天皇更像是日本國的「吉祥物」，許多國家大事需要他走個過場。例如：日本首相經由國會選出後，天皇必須在任免書上蓋章並公開授予；代表國家接待外國貴賓；或是出席傳統的國家祭典等。

事實上，綜觀天皇制度的歷史，大多數時候的天皇都處於類似戰後這種「有名無實」的地位，並無太多實際權力。真正掌握國家機器的，往往是各個時期的權臣或最大武裝勢力，例如鎌倉幕府、室町幕府、江戶幕府等時期的幕府將軍。

為什麼掌握實權的人，不仿效中國直接取而代之？
根據我的觀察與推敲，最大的可能性在於：「保留天皇」所帶來的好處，遠大於「直接取代」他。

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邏輯來理解就十分容易。曹操能夠以皇帝的名義發布政令，除了佔據政治上的大義名分外，還能貫徹自己的意圖；即便政策遭到質疑或執行失敗，出面「背鍋」的也是皇帝。即便眾人皆知幕後主事者是曹操，也無法直接將矛頭指向他。此外，身為統治者繁文縟節極多，像是必要的祭天等各種大典，曹操根本不用浪費時間應對這些對霸業沒有直接幫助的事務。

日本各個時期的幕府將軍，幾乎全數採用了類似曹操的做法。除了室町幕府的據點與天皇同在京都之外，其餘的鎌倉與江戶幕府都刻意遠離京都，過著自己的逍遙日子。其實在開創幕府制度以前，多數天皇早被當時的權臣架空。例如，開創鎌倉幕府的「源賴朝」當初便是以「清君側」的名義起兵，討伐當時已經「挾三皇（後白河、高倉、安德）以令天下」的平清盛集團。

時間再往前推移，西元 1000 年前後，當時權傾一時的「藤原道長」曾先後輔佐過 5 代天皇；西元 600 年前後，「蘇我馬子」、「蘇我蝦夷」、「蘇我入鹿」祖孫三代也都是權傾朝野的權臣。這些權臣通常會將自己的女兒送入宮中嫁給天皇，待其生下皇子後繼承皇位，使自己成為名正言順的皇親國戚。其中，「藤原道長」最知名的事蹟便是「一家三后」，他將三名女兒分別嫁給三任天皇，自己則穩坐三代天皇外祖父的寶座。

另一種權力操作：退居幕後的「院政」
除了把持朝政，日本歷史上還有另一種普遍現象——天皇生前主動讓位，轉為「上皇」。

西元 697 年，第 41 代的「持統天皇」將皇位賺讓給「文武天皇」，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太上天皇。退位後，她遷至「院」中居住，並以太上天皇之尊代為掌控朝廷實權、推行政策，這種政治體制被稱為「院政」，大多出現在平安時代後期。既然已經身為萬尊的天皇，為何還要多此一舉退位？想來背後的政治好處，肯定遠大於留在台前的風險。

說到這裡，不只是歷代天皇喜歡找替罪羊，近代由日本主導建立的「滿州國」，或許也帶有這類權力操作的影子——刻意找來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當作台前魁儡。

奇妙的歷史迴圈：從平安時代到現代企業
這種權力結構的遺緒，甚至奇妙地投射在現代日本社會中。

不少日本企業的制度裡，至今仍設有「會長」一職，多數是由「社長」卸任後轉任。社長與會長的權力劃分，在各家公司差異極大。例如：如果是創辦人社長退位後擔任會長，其影響力往往依然凌駕於現任社長之上，這種運作模式簡直就是最貼近現代版的「院政」；有些公司的會長則是慰勞社長勞苦功高的名譽職位；也有的公司會讓社長與會長各自負責不同的業務方向。

以上僅為我個人的淺見與觀察，提供給各位參考。畢竟歷史的成因錯綜複雜，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受限於篇幅與個人認知，或許還有許多未竟之處。

2026/07/31 posted.

曾經在昭和年代，至少在平成初期，大多數日本員工會互相競逐更高職位，就如同「半澤直樹」那般激烈。不過時代來到平成出生成長陸續邁入職場的這一代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接受公司安排的升職管道，寧願一輩子待在基層員工行列。

主要原因有經濟層面也有心理因素，條列如下。

回報不成正比：管理職（如課長、部長）雖責任繁重，需處理跨部門協調與下屬問題，但薪資增幅有限 。由於管理職“通常”不發放加班費，在基層員工起薪調升與物價上漲的背景下，甚至會出現「薪資倒掛」現象 。

價值觀轉向生活平衡：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比例已升至 44.6% 。年輕一代將工作視為生活的一部分，不願為了職位犧牲私生活或承擔過度壓力 。

職場文化的變遷：隨著工作方式改革與對職權騷擾（Power Harassment）意識的提高，年輕人更傾向於低責任、高自由度的基層職位 。

職業生涯的心理瓶頸：許多員工在 40 歲左右體認到升職後的發展空間有限，與其在瓶頸中掙扎，不如穩定現狀 。

由於日本的人力市場的話語權越來越偏向賣方市場，不少新員工即便已經入職，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迅速離職，導致”離職代辦“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近期一篇報導”入職4小時後提出辭呈“的新聞引爆討論話題，除此之外，有些迅速離職的理由頗為荒誕，公司沒有休息室；新人研修期間因為沒有事前看過研修手冊遭受斥責；公司氣氛與自己不合……

另外，有些情況也不全然是新員工的問題，企業失信問題，企業方面的招聘資料與實際入職後的工作內容不符；招聘時確認不會調動工作場所，研修結束後卻僅憑一紙調令強制調動到偏鄉單位；遭遇職場霸凌等。

日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加上國民性格不喜歡大量外籍移工進入日本社會，即使缺工現象越來越嚴重，政府並不敢大張旗鼓放寬政策。新聞報導也盡可能配合政府的宣傳，外籍移工必須符合日本的嚴格規定，通過基礎語言測試，就業資格測試等等條件才能進入日本。但是，進入日本後逃跑的外籍移工數量僅憑有限的報導以及生活周遭的觀察，在實際情況中”可能“不少（查不到具體數據）。

在當今日本社會，頻繁轉職已獲得包容，即便僅靠打零工也能維持基本生活 。在這種「不求上進也能生存」的環境下，年輕一代對於傳統升遷管道的拒絕，實則是對社會現狀的一種理性選擇。

2026/04/28 posted.